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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成果选介

                新时期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

                ——《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成果简介

                  2012年07月05日11:26  来源:全国幸运彩平台官方网站工作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项目批准号为07AJY015),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金融改革的制度逻辑--兼论新时期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2012年5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成员:张成思、宋玮、谢晓雪。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经◤济改革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平均保持10%左右的高增长率,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创造东亚经济奇迹之后,东方文化圈创造的又一个经济增长奇迹。一般地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先依赖坚实的内源融资基础,然后选择互有差异的外源融资形式。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却选择了一条迥异于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即主要依赖外源融资特别是银行体系,内源@融资机制一直十分脆弱。但这种增长模式既保证了□中国经济改革以来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渐次积累着导致经济金融不稳定乃至深陷危机的因素。因此,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以及金融改革的制度逻辑进而为未来的改革发展“未雨绸缪”,对于新时期合理选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其意义与价值都不言而喻◥。

                同样重①要的是,经过经济改革以来长期的理论酝酿与学术锤炼,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只有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视角深入观察与解读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方有可能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任何简♀单移植主流“技术”而漠视中国本土真实问题的所谓提升中国经济学水平之道,都只会将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引入歧途。经济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特殊的金融制∩度逻辑,在这些逻辑中既有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包含着未来经济增长可能遭遇的风险。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分析这种逻辑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也是中国经济学进入主流的必由之路。

                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家一直留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货币金融表现。由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占据着观察问∴题的理论高地,因此在改革初期一度充当了引领分析视角与理论逻辑的角色,在不少重要问题上也不乏真知灼见。改革初期,由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普遍面临分析范式的转型与选择问题,因此,其理论发现与理论建构能力稍显薄弱,但随着范式转型的完成,特别是对现代经济学基本内〖涵、理念以及方法论的熟悉,本土文献则逐步显示出“土生土长”的优势,在许多关键》问题的讨论上甚至比主流文献更胜一筹。从总体上看,本土文献有关中国货币金融运行制度含义的讨论几乎涉及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各个重要层面,包含着不少命题与假说甚至理论发现。可以说,这些理论发现凝结了本土经济学家对现实金融问题的独立思考及见解,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可贵⌒ 贡献。从这种意义□ 上说,这项成果揭示出:任何试图对中国现实经济金融改革过程具有解释力的研究,都不能漠视甚或舍弃中国本土的经济金融制度背景;或者说,任何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和中国经济金融理论发展的研究都必须汲取中☆国本土经济社会文化的丰富养分。

                二、基本观点与主要结论

                这项成果试图系统讨论中国金融改革的制度逻辑,并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

                (一)基本观点

                1.基于对金融制度选择决定因素的分析,一国金融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市场经济的类型,而一国的市场经济类型又进一步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在既有的主流经济学框架中,究竟是什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的选择,一时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基于一个〗制度有效组合的视角,这项成果发现,不同的制度环境以及社会合作能力决定政府因素与私人因素的不同比例,并由此定义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会对金融制度提出各异的需求;不同的金融制度之间不存在先验的优劣之分。这一逻辑推论为我们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中国金融市场化改ω 革的某些思维定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让中国金融体制与欧美金融制度简单“接轨”并不必然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2.金融支持因素在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取决于特定的制度变迁逻辑,金融因素与经济改革过程存在有机联系,金融体制改革需与整体制度变迁过程始终匹配,不宜单兵冒进。比如,与其他转型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改革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同时国家也拥有较强的控制经ぷ济的能力;前者为◥经济提供了可观的金融剩余,而后者则使金融剩余中的绝大部分通过国有银行用于支持体制内的产出增长。结果,储蓄者(居民部门)、国家、国有银行与企业部门相互之间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约束和冲突的矛盾统一体,任何只针对一方的改革行动注定会无功而返,或者会将事情弄得更糟。

                3.政府出面建立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制度具有特殊的外生性效率。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出现了许多外生性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这种金融机构究竟对整体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何种影响,主流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理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有必要确立全新的理论框架。这项成果尝试性地给转型经济中的外生性金融中介赋予了效率增进的含义。由于“借方替代”现象的存在,经济中产生了一个极不对称←的效用增进格局,其中私人贷方与国有借方是最大的受益者,而私人借方的境≡况则远不如人意。问题的要害在于,若私人借方不被允许进入,外生性的金融中介就只是一个风险打包的装置;而若国家试图通过一个依然排斥私人借方的金融市场来拆分风险,那最终也会成为某种一厢情愿。事实上,国有█借方的非市场合约性质早已锁定了转型经济㊣中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性质与绩效。

                4.金融支持型经济增长赋予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殊的资本结构,而这种资本结构》又与国有银行的存款需求以及信贷能力具有特定的内在联系。这项成果的讨论表明,国有银行之所以能在真实资本极少得到补充且不良贷款比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保持稳定,是因为存在一个特殊的资本结构。在该资本结构中,作为ㄨ出资人的国家以其独有的声誉入股,而居№民部门则以存单持有人的身份实际提供着真实资本。就这样,国家与居民在中国特殊的改革背景下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资本联盟。这种联盟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借助国有银行充分动员金融剩余的努力,付出的代价则是由国有银行信贷资产ξ 质量低劣所挤出的金融风险。基于此,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可行方式是谋求改变资产结构而不是急于改变资本结构,由此进一步凸显出国有银行与民营经济卐建立金融联系以及重建民营金融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5.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信贷均衡格局,由此决定其不良贷款也具有特殊的性质,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需着眼于整体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逻辑,单纯削减不良贷款的政策努力虽然可以“立竿见影”,但长期绩效却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这项成果通过一个简单的厂商均衡模型,在不良贷款与渐●进转型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联系,据此揭示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起源、内涵以及表现形式。分析结果表明,国有银行的大部分不良贷款导因于为支持渐进转型而进行的信贷剩余转移。随后基于双重不良贷款模型的讨论进一步表↘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单纯是一种数量概念,而是长期以来★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矛盾的几种表现,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真正出路在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而不在某几个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技术性“改观”。

                6.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高货币化现Ψ 象凸显的是经济体制变迁特别是金融制度调整的深层利益矛盾。在理论史上√,自从Goldsmith在金融结构分析框架中给出“货币化路径”假说以来,货币化问题一Ψ 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从总体上看,更多的分析结论倾向于支持这一假说。这项成果的讨论发现,即便从长期看,中国的货币化路径符合该假说的“倒U”刻画,但货币化“高差”的存在却对既有的理论提出了不小的挑战。通过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补贴和担保因素引入Mckinnon的最优货币化模型▓,初步认定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结果的基本原因。而基于Bailey-Cagan函数的提示,进一步发现,在政府对银行体系实施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内部货币扩张具有与外部货币扩张不同的货币需求“预算约束”和福利后果。其要害是,它可以兼容在货币化▼进程原本存在显著利益冲突的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效用,从而使得中国的高货币化与货币价格的稳定并行不悖。

                7.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制≡度变迁中的地方因素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它既是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者,又是经济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扭曲以及经济金融风险的主要滋生者。因此,对待地方政府因素,合理的思路应当是,着眼于建立长期的经济增长机制以及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条件。这项成果的讨论表明,仅对国有银行体系进行产权结构改革(比如上市改革),只能改善其X效率,对配置效率的改进则无能为力;对于后者只能通过信贷市场的自由进入改变现有的市场结构来实现。不过,在国有银行体系先入为主的前提下,其他金融▃机构的进入实非易事。因此,需要选择某种“特殊”的进入方式,而地方性金融产权形◇式的进入就是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进入方式,因为它相对于“自由化”(或者民营)金融产权形式具有率先进入的比较优势。基于“机会成本假说”,地方性金融产权形式的进入不会重蹈国有银行体系的覆辙,因为相比之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比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更大的进入激励,正因如此,也经得起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检验。

                8.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长期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近年来却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困境。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内生现象,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民营经济一时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求到∩金融支持,其要害在于,它与国有金融体制处于不同的信用联系之中。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向国有经济提供信贷的纵向信用逻辑不能简单套用于民♂营经济。从理论上讲,依托于国有银行的纵向金融支持固然可以实现民营经济的短期增长,但却要以损害其长期增长机制尤其是资本结构为代价,并由此影响整个经济的民营化与市场化进程。因此,缓解民营经济金融困境需要另寻出路。

                9.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化与国家的金融控制之间★存在“两难困局”。这项成果通过梳理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国有银行体系以及其它当事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在理论上为人们提供一个判断和估价改革绩效的全新框架和角度。通过考察国有银行这种特殊金融制度安排的内部机理,我们发现,国家与◣国有银行体系曾经订立过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其要害是前者通过风险救助承诺换取经由后者提供的金融支持,随后的改革过程便〓合乎逻辑地围绕这份合约的调整而展开。可是虽经几番合约调整,风险救助承诺非但未能如国家所预期的那样被成功转移,反而蜕变为一种无形资本凝结于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之中;原本出于支持改革而刻意设置的利差补贴也就因此成为扭曲国有银行利益激≡励进而诱导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因素。这项成果据此揭示出,国家与国有银行对于改革收益的时间偏好差异为后者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规模、增加账面利润从而获取短期红利提供了空间,资产负债规模的扩张又通过提升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之于宏观经济的敏感度而不断内生着对国家金融控制的需求,最终改革被牵入两难困局。因此,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要害△并不在于追求一些技术指标的短期改进,而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替换削减银行行为的外部性。

                10.中国农▲村金融问题不仅是金融资源配置问题,更是如何观察和对待农户、国家以及农村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立足于农户和国家等研究单位并着眼于长期视角进行综合研究。这项成果发现,中国绝大多数农户面临金融困境时具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融资次序,主↙要表现为,在农业收入不足以抵补维生●成本时,首先考虑增加非农收入,其次才寻求信贷支持。就信贷支持而言,先争取国家农贷,再谋求民间熟人信贷,最后是高利信贷。在中国,长期以来,国家与农户在分割有限农村剩余过程中存在一种脆弱的平衡,而国家农贷制度@的基本功能则是维持这种平衡。由于这种平衡的维持具有节约国家管理¤与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用,因此单方面改变国〒家农贷制度功能(如商业化)的努力注定要无功而返。此外,中国目前以民间借贷为主的农贷格局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路径依赖性和合理性,在政策上切忌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这项成果认为,从长远看,决定中国农贷制度改革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是ξ 农户收入的增加与农业经济的进步,而不是决策层改造现存农贷制度的决心与努■力。

                (二)主要结论

                1.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独具特色的金融发展的“中国道路”逐步成形。理解金融发展“中国道路”的要害是剖析政府因素和其它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的博弈与磨合。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参与市场形成实际上是改革逻辑的一种内生需要,由此也决定了政府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弥补市场不足和增进市场功能的正向绩效。这种绩效无疑会挑战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判断,它也时刻提醒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现有金融市场化理论的适用性,从而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路径选择的注意力放在探寻政府因素与其它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有效组合与合理兼容↘。

                2.中国金融改革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市场化悖论”,也就是国家试□ 图在保持金融控制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这种意在兼顾☆双重目标的改革政策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改革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化与国家的金融控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如何协调金融市场》化与国家对金融资源配置方向的引导偏好将是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难点。

                3.中国金融发展过程存在着显著的高货币化现象,这种现象具有十分特殊的金融制度内涵,因此既不能简单夸大其负面效应,也不能过高期望数量调整政策的效果。合理的做法应当着眼于调整政府、银行体系与居民部门基于内部货币扩张而形成的利益关联机制,特别是通过循序渐进的金融工具创新增加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金融选择,以改变▃货币需求的“预算约束”和潜存于经济中的货币化激励。

                4.考虑到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依然要遵循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只有倚重以国有银行体系为核心的外源融资机制,因此作为这一过程合乎逻辑的制度后果,居民储蓄存款将依旧承担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责任。为了确保银行体系账面居民储蓄存款的稳定,国家将继续承担与此相关的大部分金融风险,而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与防范也将长期钳制∞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因此,逐步增加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的金融资产选择藉以纾解过分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经济增长责任与金融风险压力也是未来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5.中国未来的经济金融发展将越来越倚重民营经济的成长,而民营经济∑ 成长的一个关键是构建适合于民营经济长远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由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特殊性,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既不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与资金█投向,也不在于由政府出面发育多少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更不在于给其提供进入股票市场的方便,而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因此,国家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以引导或者鼓励民间内生性金融机构的发展。

                鉴定▼专家点评:

                江西财经大学吕江林教○授:该成果立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方法,包括制度经济学方法,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缜密的思辨与鲜活的案例相结合,严谨地论证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制度逻辑。欠缺之处在于,定量分析,包括数量分析和计量分析较为◤缺乏。

                (责编:秦华、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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